贝壳的大贝壳

    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轻度走火入魔”，但事实正如你所见，我在买书上的开销远大于在填饱肚子上的。我在英语系自己的办公室中至少藏有７００本书；另有２００多本搁在系楼走廊的橱柜中；在家中的书房中，有２０００多本放在书架上，３００多本堆在地上；在厨房里，摆着４００多本关于厨艺和园艺的书。在我床前的架子上，还撂着５０多本书，这些书都是我很快就要读的。

    我的旅行基本上都和收集书籍有关，可谓是书籍朝圣之旅。在新英格兰穷乡僻壤的书店，在波士顿、纽黑文、芝加哥、华盛顿，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英国伦敦，在威尔士的二手书店，你都能看到我的身影。

    我现在住在美国中西部的乡下，方圆２００英里之内没有值得一提的二手书店。因而我常到网上书店闲逛，有时能发现被别人忽视的珍品书籍，或者破损了但仍可读的孤本。收集书本让我在学术写作时心安理得、没有负罪感地给自己放个假。

    我不仅爱收集旧书，更爱收集套装书或者系列书。我想这个习惯最早可以追溯到自己小时候用分发报纸和休整草地赚来的钱买系列书。

    我对美国文学很感兴趣，因而很自然想要获得一套完整的《美国文库》。这套书现在大约出了１５０册，每册３５到４０美元。虽然网上购买可以打８折，我买这套书已经花费了４０００多美元。而且，这套书每年又会继续出５册以上的新书。

    这套书几乎占据了我的系办公室整整一面墙的空间。有一次，一个学生问我这些书是不是学校的，他很难相信哪个人会买那么多册同一模样的书。但是我已经深陷其中了，如果那套书现在增出米勒德·菲尔莫尔或者埃尔伯特·哈伯德的选集，我会义无反顾地去购买的。

    也许我的藏书嗜好是某种心理障碍的表现，是为弥补青年时的心理创伤；也许我的行为类似于收藏玩具熊、火柴盒汽车的成年人。

    不仅买书，藏书也花费了我的大量时间。变动工作时搬运书籍是个大问题，做书架也不是轻松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编摆书籍也非易事（我的编摆标准是科目、尺寸、开头字母、年代甚至颜色）。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真的还有一份正式的兼职：管理私人图书馆。

    其实，有时细细琢磨自己的集书冲动，还是可以找出几个不是完全虚幻和病态的理由的。

    方便。总体而言，图书馆要过很久才会买进新书。等到图书馆发现有价值的书，并将它们买进、编排和上架时，其中某些书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了。这就像电影出来后不去电影院观赏而等着买正版的ＶＣＤ，当你买到碟时，几乎没有人再关注那部电影了。

    如果某书的购买热潮已过，我就会复印和保存那些有助于自己学术研究的书籍。我喜欢快速地查阅到某些东西，而不是辛苦地前往图书馆查阅，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

    教学。如果我只是口头向学生推荐某本书，课后他们十有八九会把那本书忘得一干二净。但如果我当场把那本书放在他们手中，他们很可能会看看。我喜欢让我的学生在课堂中传阅某书。

    由于我对书籍史感兴趣，我会给表现优秀的学生特别的机会，让他们观赏某些书籍首版的样式。通过阅读不同版本的惠特曼的《草叶集》，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单看诺顿版《草叶集》所学不到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向学生传递我对书籍的热爱，这就像大声读诗可以传达我们对文学的热情一样。

    经济。在大城市，购买珍贵书籍的复印本，通常要比花很多时间大老远地前往图书馆查阅更划算。例如，去纽约公共图书馆看一周书的所有花费，可以购买很多复印的书籍。而且，一旦你拥有那些书，它们将成为你永久的财富，也可能将是你的学生、同事的财富。

    每个真正的藏书家偶尔都能发现不被其他人重视的珍品书籍。一次，我花了一美元买了一本被水浸湿过的林肯画册，发现里面藏有１９世纪早期以来多位空军部长的亲笔书稿。我将这些书稿卖出所得的钱，足够我买一年的书。一个人对藏书了解越多，在二手书中发现珍品书籍的可能性就越大。

    收藏。学者们所拥有的大量旧书和二手书，通常是从其他著名学者那里获得的。我有几册书，来自著名学者阿尔弗雷德·卡津的一套《惠特曼选集》。这几册书中，有阿尔弗雷德阅读时留下的浓重的下划线和大段大段的批注。

    我有几册关于马克·吐温的书，曾经属于他的著名的传记作家贾斯廷·卡普兰。旧书的旁注往往比书籍本身更有价值。很多１９世纪的文学作品，通常都曾被那些和作者有密切关系的人拥有过。书商所称的那些“损坏但是仍可读”的书籍，可以让研究者觅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共鸣。旧书拥有者们可以一见如故，成为知己。更经常的情况则是，我们会在某些书店或会议室外的走廊遇到一些认识多年但只是点头之交的朋友。

    我对旧书充满热情，这让我觉得自己与已逝作者的联系比与其他藏书者的联系更紧密。惠特曼也有类似观点。说到《草叶集》，他如是说：“打开这本书的人是在触摸作者的心灵。”惠特曼喜欢在自己的书中插入自己的肖像和题字。人们并不真正地“拥有”书籍，他们只是暂时的保管员。有时候，想到我死后可能会有人看我收藏的书，我就会在书的空白处写上几句对他们说的话。

    审美。我一直神往一幅图景：一位吊着烟斗、已露皱纹的老先生在一大排书前潜心阅读。我喜欢书的样子，甚至书的味道。烟草和纸张的气味是已经逝去的“学者黄金时代”所留下的痕迹。

    好书是有手感的，书籍的印刷过程是一种迷人的艺术，这一度使我学习装订书本，并打算改行做一个图书管理员（其实这个行业比学术界的竞争更激烈）。

    现在，我总怀着快乐而庄重的心情打开爱德华·汉密尔顿、代达罗斯、拉伯林斯等人的书，然后把它们放在自己亲手造的橡木书架上。即使我不打算立刻读，拥有关于各种论题的至好之书，也会让我对那些还来不及研究的问题心中有数。当我有时间读那些书时，它们俨然已是我的老朋友了。

    希望。两年前的一部卡通片刻画了一个边在书架旁呷马提尼酒，边和一位身着黑色晚礼服的女人聊天的男人。这一场景让我非常艳羡。

    收集旧书的人都知道，我们从它们当中很难读到所谓的“文学”。大量地藏书更多的是一种迷恋，而不是为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这正如一些建筑系的学生不得不买一对昂贵而且不舒适的巴塞罗那椅子。不过，我喜欢这样的学生。我还没有丢弃我的学术热情，每本新书也是对未来的投资，如果运气好，这种投资可以再持续４０年。

    从心底说，我怀疑自己的学者身份，因为我更像一个藏书家。有人可能会说我这是本末倒置、让车拉马。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教授和他们的学生们在买书上多花时间，而不是以惊人的速度写书，那么这可能会挽救岌岌可危的学术作品出版业。

    我不知道，上述观点算不算一个“轻度走火入魔”的藏书者的辩白。